“他先是找我谈话，用提拔我为支队长的名义，企图拉拢腐蚀我。我当场拒绝。”

“随后，便是无休止的打压与排挤。我被调离刑侦支队，安排去看守所当管教。我经手的所有案子，都被重新审查，他们想从里面找出我的‘问题’，但一无所获。”

“眼看硬的不行，他们开始来软的。我的妻子，一个小学老师，突然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，各种荣誉接踵而至。我的儿子，在学校里也备受‘关照’。他们想用我的家人来动摇我。”

读到这里，林渊仿佛能感受到邓毅当时所面临的巨大压力。一边是罪恶滔天的上司，一边是自己家人的安危与前途，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硬汉都感到煎熬的选择。

信纸的某一页，右上角有一个不甚明显的褶皱，仿佛被人紧紧攥过，又小心翼翼地抚平。

“我没有屈服。我告诉我的妻子，让她不要接受那些不属于她的荣誉，我告诉我的儿子，男儿在世，当挺直腰杆。我相信，邪不压正。我相信，组织会给我一个公道。”

“我错了。”

这三个字，笔锋陡然间变得凌乱，墨迹在纸上洇开了一小团，像是被什么液体浸透过。林渊知道，那是眼泪。一个十五年老刑警的眼泪。

“我太天真了。我低估了他们的无耻，高估了这世间的公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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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们见无法让我屈服，便开始用最卑劣的手段毁掉我。一夜之间，关于我‘收受贿赂’、‘刑讯逼供’的举报信，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各个部门。接着，市局纪委对我进行调查，我的枪被收了，警服被脱了。”

“最可笑的是，他们最后的杀手锏。他们找来几个所谓的心理专家，对我进行‘会诊’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——我患有严重的‘偏执型精神障碍’。”

“我，一个破案无数，立功十几次的刑侦队长，就这样，成了一个疯子。”

林渊的呼吸变得沉重。他能想象一个警察被缴械、被脱下警服时的屈辱，更能想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被强行鉴定为“精神病”时的绝望与疯狂。这比杀了他，还要残忍一百倍。

“我被强制办理了病退。我不服，我开始上访。我去了市信访局，去了省公安厅，我甚至想去京城。但每一次，我都会被他们派来的人，以‘护送精神病人回家’的名义，半路截回。”

“他们把我当成一个笑话，一个疯子。我的同事们躲着我，我的朋友疏远我。整个世界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嘶吼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。”

信的最后几页，字迹已经完全失去了之前的风骨，变得歪歪扭扭，充满了绝望的抓痕。

“真正的噩梦，在我被定性为‘精神病’之后，才刚刚开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