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政部征集各方的意见，制定了一本汉人千家姓名单，赵钱孙李等大姓自然不变，主要是消除了复姓，并推荐了可以改的备用单姓，一些难听的、孤僻的姓氏去掉了，保留的千家姓，都是应用人群较多，且好写好认的。

如果姓氏不在千家姓之内的，名字不是两字、三字的，全部要在一年内改新名登记在户口本上，对于原来的姓氏不满意的，可以借这个机会改姓改名，但是必须要符合新的要求。

对夷人改姓改名的方案复杂一些，民政部要求夷人数量较多的扶桑、新罗、辽桓（含肃慎）、安桂、黔滇五个道，收集梳理辖区内民族的姓氏情况，征集一下各方意见，每个道制定一个200个姓氏以内的姓氏名录。

晋并、秦陇、广珠、湖南、闽海等五个存在一定数量夷人的道，各收集制定100个姓氏以内的名录。其他凡有存在夷人的道，各收集制定50个姓氏以内的名录。

各道的姓氏名录，可以充分征求意见，在三个月内交到民政部，由民政部进一步梳理筛选，除去与汉人复姓相同的，排除去各道之间重复的，剔除一些不雅的。

最后由民政部制定一本夷人的千家姓名录，经朝廷同意后，下发到各道，各道收到后，一年内完成夷人的姓氏和名字更换。

华襄分治改革的方案，受到绝大部分汉人的支持，认为这是彰显汉人身份的好措施，以后襄人就不能再用汉姓，可以体现汉人的优越感。

夷人那边也是支持者居多，认为从此可以改成襄人，身份上去掉了夷人不雅的称呼，地位也提高了，跟汉人的距离拉近了。

至于那些需要改姓的汉襄两族百姓，心里虽然有些落差，但是也知道朝廷的大政策也不可能为了少数人妥协，改姓是统一改，个人又没啥实质性的损失，还可以挑一个自己满意的新姓氏，都纷纷按照朝廷的规定更改姓名。

南方一些原来不用姓氏的少数民族，这次也都跟着随大流，挑选自己心仪的姓氏，往往都是整村、整族挑选一个姓氏，体现内部的传承和凝聚力。

那些原来本就用复姓的夷族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啥也不做，就直接从夷人变成了襄人，他们也觉得夷人不好听，能够成为朝廷的襄助力量，说明受到朝廷的重视，以后如果打出去，襄人地位肯定高于境外的夷人。

李纯心想，华襄分治算是给唐朝境内的各族人民正式定了身份，以后如果打出去，就可以由华人主导、襄人配合，治理境外的夷人，实现各有收获。

既然给了境内其他民族的襄人身份，以后也要要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，维持华襄合作的关系，为以后一致对外打下基础。

华襄分治，对绝大部分汉人没有影响，那些复姓的汉人则就忙着改姓名，一些朝官还要带头改，如独孤郁改成了独风郁，令狐楚改成了令如楚，皇甫湜改成了甫元湜。

那些姓氏比较差的，纷纷趁机改一个好的姓氏，积极性很高，还有一些对自己姓氏不满的，也趁机改姓，只要是在颁发的千家姓以内的，官府基本都满足了要求。

扶桑、党项、沙陀等族复姓的比例很高，改的比较快。牂牁、扶余以及部分僚越人原来姓氏观念比较淡，只有贵族才有姓氏，这次底层百姓也可以挑选姓氏，积极性比较高。

新罗和骆瓯两族单姓比较多，改的比较久一些，刚开始还真有人不愿改，后来听说一年内不改就维持夷人的身份，就赶紧纷纷改成复姓，获取襄人户口本、身份牌。

华襄分治改革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唐朝境内百姓的心态，拉近了两族的关系，汉人不能再鄙视其他少数民族为夷人，认为他们属于自己的附属民族。

两族通过不断的融合，很多襄人逐渐认可自己也是唐朝的一份子，更愿意融合到这个国家里。

元和十二年十月，结合三年一次的人口统计，民政部总算把全国各族的总人口统计清楚，唐朝全境共有华人3960万，襄人1020万，全国人口共4980万。

忙完华襄分治的事情，李纯又关注夏原新都的交通，他发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夏原的水上交通主要依赖淮河和大运河，大运河靠东，从吴越、闽海一带过来的船只还好，从湘楚、荆汉、川蜀等西部过来的船只，要从广陵那边绕一圈过来，增加了不少行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