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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众们都被吓坏了，以为真的是“天父下凡”，纷纷跪下磕头。杨秀清就借着“天父”的名义，稳定了教众的情绪，还组织教众们凑钱，通过关系把冯云山救了出来。洪秀全回来后，虽然知道杨秀清的“天父下凡”是假的，但他也明白，杨秀清帮了自己大忙，要是戳穿他，拜上帝教就会散伙。于是，洪秀全顺水推舟，承认了杨秀清“天父代言人”的身份。

从此，杨秀清在拜上帝教里的地位，一下子就超过了其他人。他只要一“天父下凡”，连洪秀全都得跪下听训——毕竟，“天父”是洪秀全的“爹”，儿子哪有不听爹话的道理？杨秀清也借着这个身份，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：他提拔自己的亲信，打压不服从自己的教众；他还借着“天父”的名义，制定了很多规矩，让教众们对他更加敬畏。

《太平天国起义记》里记载：“秀清忽称天父附体，言祸福，教众皆信之，秀全亦不能制。”这段话虽然简单，却道出了杨秀清当时的地位——他已经成了拜上帝教里“隐形的掌权者”，为他后来在太平天国里的“专权”埋下了伏笔。

1851年1月11日，洪秀全在金田村宣布起义，建立“太平天国”，封杨秀清为“东王”，节制其他诸王——这意味着，杨秀清成了太平天国的“二把手”，仅次于洪秀全。可一开始，很多将领都不服杨秀清：有的觉得他出身低，只是个烧炭工；有的觉得他只会耍“天父下凡”的把戏，没什么真本事。

杨秀清知道，光靠“天父”的名义，是镇不住这些将领的，必须靠“实力”说话。起义刚开始，清廷就派了广西提督向荣率军来镇压。向荣觉得太平军是“乌合之众”，根本没放在眼里，可杨秀清却看出了清军的弱点——清军军纪涣散，士兵们大多是“混吃等死的老兵油子”。

杨秀清制定了“诱敌深入”的战术：他先派一小队太平军，假装打不过清军，往金田村附近的山里逃跑；清军果然上当，一路追进山里；等清军进入太平军的埋伏圈，杨秀清一声令下，太平军从四面八方杀出来，清军顿时乱作一团，死伤惨重。这一战，太平军大获全胜，不仅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粮食，还让杨秀清在将领们面前树立了威信。

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，杨秀清一直是太平军的“实际指挥者”。他虽然没读过兵书，却有着惊人的军事天赋：他善于观察地形，总能找到最有利的作战位置；他善于调动兵力，能把有限的兵力发挥出最大的作用；他还善于鼓舞士气，每次打仗前，他都会“天父下凡”，说“天父会保佑咱们，咱们一定能打赢”，让太平军士兵们士气大振。

1852年，太平军攻打长沙，久攻不下，清军的援军又快到了，将领们都想撤退。可杨秀清却坚持要打，他说：“长沙是湖南的重镇，拿下长沙，就能打开通往湖北的大门，咱们不能退！”他亲自勘察地形，发现长沙城西的湘江边防守薄弱，就派萧朝贵率领精锐部队，从湘江边发起猛攻。虽然萧朝贵在战斗中牺牲了，但太平军最终还是攻克了长沙。

1853年3月，太平军攻克南京，洪秀全把南京改名为“天京”，定为太平天国的都城。在定都天京的庆功宴上，洪秀全说：“咱们能有今天，东王功不可没！以后，朝廷的政事，都由东王负责，你们都要听东王的！”从此，杨秀清不仅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权，还掌握了政权，成了太平天国真正的“掌权者”。

定都天京后，杨秀清开始大展拳脚，治理太平天国。他确实有治国的才能，推出了很多有利于太平天国发展的政策：

在军事上，他派太平军北伐和西征。北伐军虽然最终失败，但也给清廷造成了很大的打击，牵制了清军的兵力；西征军则先后攻克了武昌、九江、安庆等重镇，扩大了太平天国的版图，还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武器，为太平天国的发展提供了保障。

在政治上，他整顿吏治，严惩贪官污吏。太平天国刚定都天京时，很多官员都贪污受贿，欺压百姓。杨秀清知道后，亲自审理案件，把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处死，还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，规范官员的行为。在他的治理下，太平天国的吏治一度变得比较清明。

在经济上，他推行“圣库制度”，把百姓的财产集中起来，统一分配。虽然这个制度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完全落实，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太平军的粮食和物资问题，也让老百姓得到了一些实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