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柷登基后，朱温给他改元“天佑”，还让他尊自己为“相国”，总揽朝政。可朱温根本不把李柷放在眼里，连朝都懒得去上，所有的政令都由他的亲信传达。李柷每天坐在龙椅上，看着下面那些朱温的亲信指手画脚，只能点头同意，连一句反对的话都不敢说。《旧唐书·哀帝纪》里说：“哀帝幼冲，政在朱氏，帝拱手而已，不能有所可否。”

朱温怕大臣们还有“复唐之心”，就开始大肆屠杀唐朝的宗室和大臣。天佑二年（公元905年），朱温把宰相裴枢、独孤损等三十多位大臣骗到白马驿，然后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死，还把他们的尸体扔进了黄河。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“白马驿之祸”。《资治通鉴》里记载：“全忠（朱温后来被赐名朱全忠）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，一夕尽杀之，投尸于河。”

杀了这些大臣后，朱温又把矛头对准了唐朝的宗室。他把李柷的几个兄弟——济阴王李柷（跟哀宗同名，史书记载为“李柷”，此处为宗室子弟，非哀宗本人）、威王李秘等全部杀死，还把他们的家属流放外地。李柷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被杀害，却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躲在后宫里偷偷哭。

有次，朱温想让李柷给他加“九锡”——这是古代大臣能得到的最高荣誉，通常加九锡的人，下一步就是篡位了。朱温的亲信拿着草拟好的圣旨给李柷看，李柷不敢不同意，只能颤抖着拿起笔，在圣旨上签了字。事后，李柷跟身边的太监说：“朕知道，大唐的江山，迟早要变成朱家的了。”

天佑四年（公元907年），朱温觉得时机成熟了，就逼着李柷禅位。他让亲信给李柷写了禅位诏书，还让李柷亲自去太庙祭祀，把皇位“正式”传给自己。

李柷禅位那天，穿着素色的衣服，站在太庙的台阶上，看着唐朝的列祖列宗的牌位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他哽咽着说：“列祖列宗，孙儿无能，没能守住大唐的江山，孙儿对不起你们……”祭祀结束后，李柷被朱温封为“济阴王”，迁往曹州居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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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朱温并没有放过李柷。他怕李柷留在世上，会成为别人“复唐”的借口，就派亲信去曹州，给李柷送了一杯毒酒。李柷看着毒酒，知道自己活不成了，他对亲信说：“朕这辈子，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大唐的事，也没做过对不起百姓的事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朕？”亲信冷冷地说：“这是相国的意思，陛下还是喝了吧。”

天佑五年（公元908年）二月，李柷喝下毒酒，死在了曹州的囚所里，年仅十七岁。朱温为了掩人耳目，给李柷上了谥号“哀皇帝”，后人都称他为“唐哀宗”——这个“哀”字，道尽了他短暂而悲惨的一生。

唐昭宗李晔和唐哀宗李柷，这对父子皇帝，一个挣扎半生，一个屈辱而死，他们的命运，就是大唐王朝最后的悲歌。

先说说昭宗李晔。他这辈子，真的不算“昏君”。他有志向，想重振大唐；他有骨气，敢跟宦官、藩镇叫板；他甚至还努力过——收拾宦官、组建军队、讨伐藩镇，可最后还是落得个颠沛流离、被人杀害的下场。为什么？

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他接手的江山，已经烂到了根。僖宗留下的烂摊子：经济崩溃、百姓流离、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，这些问题积重难返，不是靠他一个人的努力就能解决的。就像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，就算有再好的医术，也很难起死回生。

而且，李晔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：一是急功近利。他刚登基没几年，就急于讨伐李克用、扩充军队，结果不仅没成功，还消耗了朝廷仅有的国力；二是识人不明。他信任朱温，以为朱温是“忠臣”，结果最后被朱温当成了棋子，连命都丢了。《新唐书·昭宗纪》里评价他：“昭宗为人明隽，初有志于兴复，而外患已成，内无贤佐，终致颠沛，非其罪也。”意思是昭宗聪明有志向，可外面的隐患已经形成，里面又没有贤能的大臣辅佐，最后落得个颠沛流离的下场，不是他的错。

再说说哀宗李柷。他这辈子，就是个悲剧。十三岁登基，当了三年傀儡皇帝，十七岁被毒杀，他甚至没来得及真正了解“皇帝”这两个字的含义，就成了大唐王朝的“末代皇帝”。他没有昭宗那样的志向，也没有昭宗那样的骨气，不是因为他懦弱，而是因为他太小了——一个十三岁的孩子，在朱温那样的“狠角色”面前，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。他就像一片浮萍，在乱世的洪流里，只能随波逐流，最后被无情地吞没。

从安史之乱开始，大唐就走上了下坡路，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、农民起义，这些问题就像一个个毒瘤，不断侵蚀着大唐的根基。僖宗的荒唐，让这些毒瘤彻底爆发；昭宗的挣扎，没能切除这些毒瘤；哀宗的屈辱，只是这些毒瘤最终的“产物”。

天佑四年（公元907年），朱温登基称帝，建立了“后梁”，历时二百八十九年的唐朝，正式灭亡。从此，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乱世——一个比唐朝末年更混乱、更黑暗的时代。

参考《旧唐书·昭宗纪》《资治通鉴》